过程中，原先负责处理这个事情的前“教育部长”潘文忠在4月14日为此事以“希望让台湾大学校长遴选纷争有重新厘清的机会”请辞下台。4月19日，新任“教育部长”吴茂昆在多项学术争议中上台。4月27日，台“教育部”以上述的第二点争议为主要理由，认为管中闵参选时未主动揭露与遴选委员蔡明兴间关系，涉嫌违法兼职台湾大哥大独立董事，还造成“蔡董投管董”的严重瑕疵，有经济和法律上重大利益未回避的适法疑虑，台大也未善尽查核不适格候选人之责，形成对其它被推荐人的偏颇与不公平竞争，违反“正当行政程序原则”，最终“教育部”决定不予聘任，要求全案回到遴选委员会对校长候选人资格进行检视审查的阶段，相关争议由台北地检署和“监察院”调查中。艾森还说，如果特朗普确实分期向科亨还了钱，就应在2017年财务申报时列出款项，隐瞒债务情况恐违反联邦法律。“朱利安尼说得越多，特朗普（在司法调查中的）处境越糟糕。”他记得，营口地震时，跟着下矿检查安全，拿着一把小镐觉着好玩，随处乱敲，煤立刻就掉下来。矿上的人告诉他，“这是敲帮问顶”，不能随便动，把煤敲下来会出大事。从此，他记下这个危险的举动，也记下矿工对年轻人的特别关注。在新邱矿采访时，他闪光灯一闪，安全检查员就过来，指着测量瓦斯的仪器告诉他，这里瓦斯已经超标了，用闪光灯容易有爆炸的危险，不让拍照。他急着完成任务，一定得拍，最后对方让他迅速拍完，并且一直陪着他。他感动于这样的不顾安危的照顾。

“重证据，不轻信口供”是证据裁判原则中的一项重要内容。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既是诉讼主体，受到多种诉讼权利的保护，又是可能被定罪量刑的对象，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诉讼地位的多重性决定了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具有以下特点：第一，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是其行使辩护权的基本方式之一，避重就轻是其天然特色。第二，被告人的供述如查证属实，可以全面详尽反映其作案的动机、思想斗争、目的、手段和过程，可以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直接证据。第三，被告人供述的主观性强，虚假的可能性较大。第四，被告人的供述具有反复性和不稳定性，无法与物证、书证等客观证据相比。第五，同案各被告人之间存在责任分担等利害关系，推卸责任、转嫁责任、减轻责任或者包庇罪犯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。基于被告人供述的上述特点，办案人员审查被告人的供述要从取得程序是否合法、供述是否客观真实、供述和辩解有无矛盾、是否合理等方面着手。对全案缺乏其他证据，主要依靠被告人供述定案的，即使数个同案被告人的有罪供述能相互印证，在量刑时也要留有余地，适用死刑要特别慎重，一般情况下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。

继唐山“夫妻双打”警察后，河北邢台一人开着黑色奥迪车的人，禁行日开车被交警现场查处，自称是邢台市政府办公室的人，就是管交警的，在现场耍“官威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