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在寅就新政府成立即将迎来一周年表示，最重要的是恪守初心。在过去一年里，在座的国务委员都很用功，很辛苦。但今后要进一步提高觉悟，守住初心，绝不松懈。一个78岁的老人，写下如此卑微的求职，那就不是求职，而是求救，是无奈的哀鸣。社会不能无视这种声音。有台媒认为，这一年多来“去中国化”事件不断上演，台当局也未拿出具体的两岸政策，更看不见蔡英文的实际行动。国民党前“立委”孙大千称，民进党应改弦易辙，放弃“台独”的主张，停止“政治追杀”，将“改善低薪过劳”视为优先处理的议题。

当然一个更重要的观察指标是今年11月24日的县市长选举，2016年“大选”，民进党大胜300多万票，让他们觉得做什么都无所顾忌。面对民进党这种“打着民主搞独裁”的政党，只有台湾民众用最强也是唯一的武器——自己选票，让民进党惨败，才能让他们悬崖勒马，否则比卡“管”更严重的事情会一直发生的。且沙拉子的家住布拖县火烈乡，从县城坐中巴车过去要半个小时，泥泞的土路很不平坦，车行颠簸，人几乎要从座位上弹起来。长安街知事看到，在这份巡视名单中排名第一的，正是张丽丽的“老东家”天津港(集团)有限公司。这也是天津港集团在爆炸事故后第二次接受巡视。

“重证据，不轻信口供”是证据裁判原则中的一项重要内容。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既是诉讼主体，受到多种诉讼权利的保护，又是可能被定罪量刑的对象，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诉讼地位的多重性决定了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具有以下特点：第一，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是其行使辩护权的基本方式之一，避重就轻是其天然特色。第二，被告人的供述如查证属实，可以全面详尽反映其作案的动机、思想斗争、目的、手段和过程，可以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直接证据。第三，被告人供述的主观性强，虚假的可能性较大。第四，被告人的供述具有反复性和不稳定性，无法与物证、书证等客观证据相比。第五，同案各被告人之间存在责任分担等利害关系，推卸责任、转嫁责任、减轻责任或者包庇罪犯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。基于被告人供述的上述特点，办案人员审查被告人的供述要从取得程序是否合法、供述是否客观真实、供述和辩解有无矛盾、是否合理等方面着手。对全案缺乏其他证据，主要依靠被告人供述定案的，即使数个同案被告人的有罪供述能相互印证，在量刑时也要留有余地，适用死刑要特别慎重，一般情况下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。对于“劳基法”修改一事，“台北市产业总工会”总干事陈淑纶曾痛批，“这是30年来最烂‘修法’！蔡英文当局不顾劳方，欠薪、欠假、欠休息、欠尊严、欠工会保护。”陈淑纶还表示，台行政部门负责人赖清德简直“缺德”，讨好资方，践踏劳方。严明组织纪律，严格请示报告制度，坚决查处擅自行动、一哄而起，重大改革事项不及时报告等问题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