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些毒品犯罪案件，侦查人员介入侦查的时间较晚，毒品已经流入市场，从而无法从犯罪嫌疑人处起获毒品;毒品市场的隐蔽性、涉毒人员的犯罪可能性决定了侦查人员难以调取相关运毒、藏毒、购毒人员的证言。所以，在司法实践中，有些毒品犯罪案件中只有被告人、同案人的供述能证实被告人实施了相关毒品犯罪行为，而缺乏其他毒品、毒赃等客观证据。对此，《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(2008年)》规定，有些毒品犯罪案件，往往由于毒品、毒资等证据已不存在，导致审查证据和认定事实困难。在处理这类案件时，只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其他同案人的供述吻合，并且完全排除诱供、逼供、串供等情形，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。仅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人的供述作为定案证据的，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特别慎重。据此，毒品犯罪案件中，主要依靠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人的供述定案的，被告人、同案人之间的供述必须能够吻合，且均能完全排除诱供、逼供、串供等违法取证情形的存在。但在司法实践中，对被告人、同案人的供述，难以完全排除存在诱供、逼供、串供等违法取证情形，也难以完全保证被告人、同案人供述内容的客观真实性。所以，对全案缺乏其他证据，主要依靠被告人、同案人供述定案的，即使数个被告人、同案人的有罪供述能相互印证，在量刑时也要留有余地，适用死刑要特别慎重，一般情况下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，这是由死刑的不可逆转性与被告人、同案人供述的可能虚假性所决定的。对于韩日围绕历史问题的矛盾，文在寅表示，仅靠政府间协议或条约无法解决该问题，还需真诚反省和道歉，并为受害者所接纳。文在寅还强调说，区别对待历史问题和面向未来的韩日合作是韩国政府的一贯立场。这与韩国前总统金大中和日本前首相小渊惠三20年前签署的《韩日共同宣言》的精神一脉相承。专家说，网络时代已经非常发达，公交系统完全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发起公交线路调整的民意调查，“不能光靠经验管理，要运用大数据实现公交客运智能调配，对有需要出行的群体及时提供出行服务。”

余女士接到警官的电话后吓得不轻，连班都不上了，带着五六张银行卡共274万元直奔最近的银行，准备将名下所有资产全部转进对方说的“安全账户”去。眼看快到了银行，她看到了派出所，想着自己没干过亏心事，于是心一横，决定先来“自首”，来找警察把话说清楚。湖北省总工会披露，来自台湾的富士康科技工业园—鸿富锦精密工业(武汉)有限公司总经理陈聪汉当选湖北省劳模，这是该省台湾同胞首次当选。陈聪汉表示，今后将以省劳模的标准要求自己，更加积极工作，“为武汉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。”

他有“三个不”:不是自己研究的领域不轻易发表意见、装点门面的学术活动坚决不参加、不利于学术研究的事情坚决不干。再比如，2015年8月，杨某听说某县有个招商投资水电站的项目。因联系不上县领导，宋川帮他联系了县委书记，结果杨某拿下了这个总投资额达6亿元的项目，而且征地手续还未办妥就开工也未遇到阻止。